【365bet体育在线】论大学的道德责任

原标题:帮小忙、给面子、还人情,中国人对个人行贿更“宽容”? | 分享

大学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加强道德领导、强化道德教育以及发挥大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来实现。

本文复盘《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中关于“人格”的4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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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道德责任;道德主体

研究1 你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吗?

尽管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的决心与力度反腐,这项宏大工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这是由于腐败的产生和治理、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相关。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则是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王向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济南 250014

你对行为的后果抱有什么样的看法,是由你本人控制,还是由外在力量左右?

腐败的文化根源

内容提要:道德责任是伦理学上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它具有广泛性、层次性和自愿性等特征。就道德责任主体而言,学界存在个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争。个体主义者认为主体和责任只能归于个体的人类行动者,集体主义者认为集体道德责任是真实存在的,满足一定条件的集体是可以承担道德责任的。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具备一系列的组织机制,有可以确认的道德主体,能作出决策并付诸集体行动,其从事的活动能够导致积极或消极的道德结果。大学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集体的条件,能够承担道德责任。大学承担道德责任的合理性是由学术活动的道德性及教育的道德性决定的。大学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加强道德领导、强化道德教育以及发挥大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来实现。

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认为,个体在某些事件原因的归因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大量研究发现,腐败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社会学家曾经提出,推崇“不含道德考量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的社会会产生更多的腐败,因为这种文化观念以维护家族与血缘关系的利益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不纳入道德范畴。

关 键 词:大学 道德责任 道德主体

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后果归因为运气、命运或者他人力量时,表明他们具有“外控点”的信念;

管理学家发现,在考虑了经济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后,与个体主义文化(如美国文化)相比,具有集体主义导向文化的国家腐败更严重,企业更可能去贿赂政府官员,而老百姓也更认为接受行贿情有可原。行为学家发现,集体主义会使个体认为需要为自己的行贿行为负更少的责任,也更倾向于在海外经营时贿赂当地官员。

标题注释: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当人们把行为后果归因于自己的选择和人格,则他们就具有一种“内控点”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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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责任及其特征

一个人看待事情的内外倾向是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的基本因素。当我们习惯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内控或外控的解释时,这将影响到将来我们在几乎所有情境中的行为。无论是内控还是外控,都是人格的一部分。

可是,如何解释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呢?社会层面的文化,如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如何影响个体在具体情形下对行贿受贿的判断、反应与决策?

“道德责任”这一术语古已有之。但作为伦理学上重要的核心概念,它却是近代随着权利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义务概念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吉布森·温特认为:“在伦理学词汇中,责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它出现在19世纪,但它的意义却有些模糊不清。它对行为进行评价,认为行为的动因在于行为者,而不在于义务(obligation)本身的宇宙或自然结构。19世纪历史意识的觉醒、科学技术的革新以及形而上学体系的坍塌颠覆了义务的固有含义。‘责任’一词通过在法律和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对职责(accountability)和义务范围进行界定,弥补了义务原有含义的不足。”[1]

罗特在研究中设计了一个测试工具(I-E量表),用于测试内、外控倾向。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内、外控的人在赌博、劝说、吸烟、成就动机、从众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

谁之过?

道德责任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自然与以往有所不同。在《辞海》中是这样解释道德责任的:“人们对自己出于意志自由的行为的后果在道义上所承担的责任。”[2]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本文中的道德责任是指,具有一定自由和能力的个体或集体,以社会客观道德价值为评价标准,履行一定社会所赋予的对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责任。[3]道德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不仅是判断个体行为和团体活动的道德标准方法,而且是责任主体走向道德完善的必然通道。

– 赌博

人们在解释某一行为或结果时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思考就是归因(attribution):一是要确定谁是行为主体(agent);二是区分内在动机与外部因素在主体行为选择中所起的作用。

道德责任具有广泛性、层次性和自愿性等特征。

内控型个体倾向于对有把握的事情下注;外控性个人更愿意在风险较大的赌博中下更多地注,更容易陷入“赌徒谬论”的困境。

个人和集体/
组织是社会行为的两大主体,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单位。对主体的认定或其主体性(agency)大小的判断基于该主体是否有意图(intention)、有实现其意图的能力(capacity)以及能克服环境限制以实现意图的自主性(autonomy)。

第一,道德责任具有广泛性。道德责任相比较于其他责任来说,不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它贯穿和渗透于社会各领域的责任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应负政治、经济、法律、行政责任的部门或个人同时也要负道德责任。道德责任的广泛性并不意味着其适用范围的无限性,任何组织和个人所担负的责任都是有限的。

– 劝说

个体主义文化认为个人比集体拥有更强的主体性:尽管个人行为受所属群体及外部环境的限制,个人的行为与结果主要由其性格、特征、欲望、意愿、观念和信仰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美国的当代法学家就指出,美国的法律体系深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主要以个人的“意图”作为审判依据,相反却认为集体或组织没有“大脑”因而难以认定其有犯罪“意图”。这种认知正是个人具有主体性而集体或组织缺乏主体性的文化体现。

第二,道德责任具有层次性。道德责任大致可被分为三个层次。较低层次的基本道德责任或“底线责任”。这一层次的道德责任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延续下去的根本,是社会全体成员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中间层次的契约道德责任。中间层次的道德责任主要通过契约、承诺、角色责任或职业责任来履行,因为它常与制度所给予个人的职务、地位有关。这种责任要求责任主体履行已经承担的角色义务,并付诸实际行动。高层次的理想性道德责任。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带有崇高性、超功利性和理想性等特点,是众多学者先贤所描述的“至善”境界。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使命。一般而言,道德责任的三个层次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可能会降为低层次的道德责任。另外,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责任主体也会选择不同的道德责任层次,正如知名学者许纪霖所言,人们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4]

内控者相比外控者更具有说服别人的能力,更不愿意在态度方面受他人的影响。

相反,集体主义文化认为集体比个人拥有更强的主体性:尽管个人意愿也会影响行为选择,但集体的构成、成员间的关系、共同的目标和群体内的规则等是行为选择的主要动因。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度就反映了这种主体论。因为集体比个人拥有更强的主体性,集体就有能力也有义务监督其成员的行为,个人的错误也应由其所属集体共同承担。这种认知正是个人缺乏主体性而集体具有“人格”
的文化体现。

第三,道德责任具有自愿性。道德责任的承担虽然有时也需要制度或舆论的强制,但主要是靠人们的自愿选择来完成的。“道德责任所包含的道德的内在的强制力和道德理性,相对于其他道德规范而言,是最集中、最强大和最多的,也是社会的道德要求和个人的道德信念结合得最紧密的。”[5]

– 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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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承担道德责任的可能性

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倾向于外控,成功戒烟者更倾向于内控。

主体论上的差异导致归因差异。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倾向认为行为主要由个人的内因导致,而群体或组织行为更多由外因导致。集体主义文化则相反,倾向认为群体或组织行为是出于群体的意图,而个人行为则更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

通常认为,道德责任主要适用于个人的行动,道德责任的主体是个体的人。严格意义上来讲,传统伦理学只有对个体的人的规范,没有对集体的规范。对集体道德责任的关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等著名哲学家对于纳粹集团责任的思考。由此伦理学呈现出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 成就动机

例如,当解释个体的行为时(如一位管理者的有失公允,一位消防员的救援失败,甚至是一头牛冲出围栏),北美人认为更多由个体的内因所致(如管理者道德缺失或不负责任,消防员懦弱或不热爱工作,牛很倔强或发疯),而亚洲人则认为更多由外因所致(如管理者所处情况复杂或任务艰难,火势太大难以施救,牛受到刺激)。然而,当同样的行为是由群体做出时(如一群管理者的有失公允,一队消防员救援失败,一群牛冲出围栏),北美人认为更多由外因所致(如情境的复杂性),而亚洲人则认为更多由内因所致(如这一群体的道德或责任感缺失)。

作为道德责任主体的集体

内控得分与上大学的计划、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等成就动机具有正相关

“给红包的人也是‘身不由己’”?

特雷西·艾萨克斯曾指出,只要讨论道德主体,就大致可分为个体主义者的观点和集体主义者的观点。[6]集体的建立、存在、运转和活动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实,它们的行为始终存在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区别。从逻辑上讲,让集体承担道德责任,好像没有太大困难,因为一个集体的活动总会有道德上的结果,主张集体组织作为一个实体能够担负道德责任是合理的。然而,关于集体是否是道德责任的主体问题,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仍存在着争论。

– 从众

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主体论和归因上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如何判断两类主体的行贿行为:个人行贿与组织行贿。个人行贿是指运用个人资源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行贿,比如学生家长向老师行贿,病人家属向医生行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个人为了找工作或升职向部门主管行贿。组织行贿是指运用组织资源为组织利益而进行的行贿,比如企业为了竞标成功向发标方行贿,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向放贷人员行贿,为了通过质量、安全或环保检查向主管部门行贿,为了进入海外市场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

个体主义者认为主体和责任只能归于个体的人类行动者,集体主体和集体责任可以简化为个体主体和责任。海维尔·D.刘易斯曾指出:“价值属于个人,个人是道德责任的唯一承担者。”[7]而集体主义者赞同一种非简化和更为整体性的观点,认为集体主体和集体责任不能简化为个体主体和责任。

内控倾向的人更少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当他们的判断与大多数人相反时,他们下的赌注更多。

以家长给老师行贿为例。选择这样做的家长可能内心并不觉得违反了什么道德准则,反而是“聪明”“灵活”的做法;但他们也有可能是由于看到其他家长都如此行为或是受到老师的压力或暗示,因而不得不违背良心而“屈服”于“社会规则”。再以企业收买媒体为例。选择这样做的企业可能认为利用媒体打造或夸大企业积极形象并及时避免负面信息的传播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正常商业行为;但它们也有可能是由于看到大多数企业尤其是竞争对手都如此行为,或是受到了媒体的“绑架”,因而即使感到不正确仍不得已做出“妥协”。

集体道德责任的倡导者认为,集体道德责任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所有集体都能承担道德责任。彼得·A.弗伦奇借用地质学术语,认为集体有“集合性集体”(aggregate
collectivity)和“联合性集体”(conglomerate
collectivity)之分。集合性集体“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8]“联合性集体是一种个人的组织,它的同一性不能通过联合起来的组织成员的身份来解释。”[9]一般认为,只有联合性集体才是集体道德责任的场所,因为只有联合性集体能够成为一个道德自主体,做出有目的的行动。

罗特认为,内、外控倾向的形成可能有三种潜在来源:文化差异、社会经济水平和父母的养育方式。一旦形成之后,内、外控倾向相对稳定,对预测众多情境中的行为具有启示作用。罗特的控制点概念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内控水平高的人可以更好地自我调控并适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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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控制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特定的环境的变化会发生改变。具有外控倾向的人,可能由于在工作中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转变为内控;具有内控倾向的人,在面对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时,也有可能转为外控。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内控水平。

中美文化是否会对个人行贿和组织行贿作出不同的归因和反应呢?

点评:内、外控点的倾向,影响着人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它们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抱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不偏不急,内、外控的划分也许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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