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哪些地区的官员成长最快 艰苦与重任成试金石

摘要:
在西藏、新疆这样的老少边穷省份,往往面临着脱贫与发展的双重重任,艰苦的工作环境与繁重的发展重任,往往能成为优秀官员的“试金石”。十八大以后,越来越多老少边穷地区干部屡屡赴中央或发达省份任职,职业生涯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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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省长郝鹏  前几日,董云虎经历三年西藏自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历练,从青藏高原空降东方明珠,成为这一舆论重镇的宣传主官。董也成为新世纪以来第五位走出的西藏宣传部长。  香港大公网署名长安街知事的文章说,在西藏、新疆这样的老少边穷省份,往往面临着脱贫与发展的双重重任,艰苦的工作环境与繁重的发展重任,往往能成为优秀官员的“试金石”。十八大以后,越来越多老少边穷地区干部屡屡赴中央或发达省份任职,职业生涯更进一步。  十多位正部级官员来自西藏  十八大后,西藏就至少有6名省部级官员得到重用。2005年入藏的秦宜智,2013年3月从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一职上调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郝鹏升任正部级,担任青海省省长。2013年7月,又有李昭和宫蒲光两人同时进入中央,分别担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和民政部副部长。去年2月,梁田庚经过在西藏省委常委的两年锻炼,担任河北常委、组织部长。  现任正部级官员中,有十多位长期工作于西藏。除上文提到的秦宜智、郝鹏,还有现任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天津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等都是“老西藏”。  这一两年新疆走出的干部也不少,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会民于去年1月成为证监会纪委书记;原新疆宣传部长胡伟,在疆7年后成为海关总署副署长;还有刚履新重庆市委组织部长的宋爱荣,之前的34年都在新疆度过。  其他老少边穷省份干部也日益得到了重用。今年4月,就有冉万祥和王令浚两人进入中央。冉万祥在甘肃耕耘30年,历任省委农工部干事、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副省长、统战部长等职后,成为中央统战部首个60后副部长,完成了仕途三年内的两连跳。王令浚2007年从国家工商总局进入青海省任副省长,8年里历任政法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如今又进入中央担任监察部副部长,50岁的王令浚仕途也十分看涨。  3月,也有两位老少边穷省份官员上调中央。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新建在广西度过5年时光,如今担任中央纪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组组长。与他同时上调中央的广西纪委书记邓卫平执掌公安部纪检要职,担任公安部纪委书记、督察长。  艰苦地区走出8位现任政治局委员  习大大曾写到:“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炼干部的品质,考验干部的毅力。”他年轻时候在陕西梁家河大队,度过了7年艰苦的上山下乡生活,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打坝挑粪,建沼气,在这里入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最贫困的地区同老百姓同吃同睡,让他深知百姓疾苦,深知人民需求,这对他的个人成长和担任大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他又自愿放弃京城优越舒适的工作,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身着褪色军服,背着简单行囊的他,住进了当时典型的贫困县——河北正定县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正定三年成为其仕途的重要起点,此后经过多省历练,最终走到总书记的位置。  与习近平一样,很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在艰苦地区工作。现任2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8位都在老少边穷省份呆过。刘云山曾在内蒙古干了20多年;刘奇葆从2000年开始辗转广西、四川,2012年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成为公安部长前在江西有过6年的主政经历;在青海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赵乐际在2012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西藏、内蒙古两个省份时间超过20年;栗战书在贵州有过两年的主政经验;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四川、西藏任职34年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并在之后担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  年轻干部的金字履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老少边穷艰苦地区的任职经历也成为年轻干部们仕途进阶的金字招牌。习大大说,“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磨练意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增长才干。”  全国首位70后地市级党委书记刘剑,也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2010年卸任北京顺义区区长一职,赴新疆担任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指挥,1年后担任区阿勒泰地委书记,现担任有“新疆门户”之称的哈密地委书记。  全国首位“70后”省会市长周红波,92年起在广西开始成为一名农口干部,历任农业厅办公室主任、宾阳县委书记等职,2011年成为广西省会南宁市长。  全国首位“70后”省直机关一把手刘捷目前就在江西担任新余市委书记。70年出生的廖飞,长期在贵州工作,2012年时已担任黔东南州州长。再比如青海省侨办主任赵勇、贵州经信委党组副书记马宁宇等也都是艰苦地区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  其实,这一干部任用思路是与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情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建设要远远重要于其他领域,那时候,中央更倾向于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选拔干部,以将先进的改革发展经验向全国推广开来。在现阶段强调四个全面的发展思路下,经济发展水平不再是考量的单一因素,中央对干部任用中也更科学全面,有着完整基层工作经验和在不同经济社会环境区域有任职经历的官员,将得到更多重用,可以预见,还将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优秀官员进入仕途上升期。

十八大后近半省份调整组织部长

上周,江苏、上海两地组织部长人选相继调整。北京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十八大后,全国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上海更是两度调整。湖北、安徽、黑龙江三省原组织部长调任他职,目前呈空缺状态。

截至目前,19个省份的组织部长为“60后”,占比超过三分之二,“60后”已成省级组织部长的主力军。48岁的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范锐平成为最年轻的现任省级组织部长。

年龄:28位省级组织部长平均53.85岁

“60后”省级组织部长达到19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成为省级组织部长的主力军

8月5日,中国江苏网披露,安徽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王炯转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转任后,王炯成为江苏省13名常委中第五位“60后”,也是最年轻的省委常委。

3年前,1964年出生的王炯以当时最年轻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身份“空降”安徽任省委组织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组织部长。

2011年8月,江苏、云南、辽宁三地调整,新任组织部长中仅王炯为“60后”,2个月后,内蒙古、湖南调整组织部长,1960年出生的李鹏新、郭开朗分别接任。

紧接着2012年,天津、海南、宁夏、西藏、湖北、重庆、河南等地陆续调整,7人中5人为“60后”。

上一轮密集调整过后,“60后”省级组织部长达到11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十八大召开后,从去年5月至今,已有14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目前到岗的11省份中,除同岗转任的3人外,新增的8位省级组织部长均为“60后”,“60后”省级组织部长达到19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成为省级组织部长的主力军。

新履职的省级组织部长中还出现了两位“65后”,分别是青海省委组织部长王令浚、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范锐平,范锐平是目前最年轻的现任省委组织部长。

另外,目前在岗的9位“50后”省级组织部长,一律为“55后”,其中年龄最大的为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维佳,出生于1955年10月,2011年8月就任该职前为山西省副省长。

365bet体育在线,从平均年龄看,现任的28位省级组织部长的平均年龄为53.85岁,与上一轮调整后的平均年龄几乎一样。从就任省级组织部长的年龄看,当时最年轻的王炯就任时47岁,目前最年轻的范锐平就任时也是47岁。

调任:17位省级组织部长为异地调任

异地调任的组织部长不仅籍贯所在地与就职地不同,仕途成长经历也与就职地没有关联

比王炯稍早一点,8月3日,在黑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长5年之久的徐泽洲,被曝将改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原组织部长应勇已于7月1日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江苏两地的省级组织部长空缺,先后由异地官员调任。加上去年异地调任的5位组织部长,此轮调整到岗的1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已有7位为异地调任,3位为中央“空降”。仅青海省委组织部长由青海省委原政法委书记王令浚担任。

现任的28位省级组织部长中,异地调任达17位,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这些人不仅籍贯所在地与就职地不同,仕途成长经历也与就职地没有关联。

青海、湖南、海南三地的省委组织部长,稍微有所区别,从籍贯讲他们也是异地任职,但就任省委组织部长并非异地调任。

王令浚去年6月就任青海省委组织部长前,是青海省委政法委书记。出生于江西南昌的王令浚,先后在江西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最初在深圳市法制局、人大、检察院从事法律工作,1994年进入国家工商局,2007年12月由国家工商总局“空降”至青海省任副省长,截至目前在青海任职近7年。

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郭开朗,为山东文登人,在湖南任职也不超过10年,此前郭开朗一直在中央工作,历经原煤炭部、中组部、中央办公厅多个部门。2011年10月,从中央办公厅“空降”湖南6年后,郭开朗就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

海南省委组织部长李秀领,也是异地干部,却是就任该职务的干部中,在当地任职时间最长的。自1997年就任海南省外事办公厅新闻处副处长开始,至2012年担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在海南任职长达15年。

“这几年越来越强调加大异地交流的力度。”一位党建专家告诉北青报记者,不仅是省级组织部长,目前全国各级干部任用都在强调异地交流。他表示,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是相对敏感的职位,相对其他岗位,异地交流的要求更高、更突出。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组织部长选不好,“带病提拔官员,本身就是腐败”。

交流:异地交流逐渐回避本地成长官员

在异地交流任职中,省级组织部长选用,除回避本地官员外,也在逐渐回避本地成长官员

“组织部长等关键岗位实行异地交流任职变为一种制度,应该是从新世纪后逐步建立起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异地交流任职最初主要是为了防范腐败。”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异地交流任职中,省级组织部长选用,除回避本地官员外,也在逐渐回避本地成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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